文|赵立波
新航路的开辟如同万丈波涛，在汹涌之外寻找到了通往远方的灯塔。从1552年到1699年的漫长的这段时间，西方传教士开始历经险阻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经过一番曲折和设计，他们终于接触到了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一个叫马堂的税监向长期不理朝政的万历上疏说有西方的叫利玛窦的人要向皇帝进贡，并详细介绍了贡品名目。过了一段时间，万历忽然才想起这个事情，突然问左右说："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万历野获编》
从此万历的钟声回荡在古老的大明王朝的红墙之内，此后他对这个钟既感到新奇又觉得美妙，以至于皇太后听说要看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玩意，万历担心太后借去不还，便让太监将发条松开，钟便不响，这样才让太后觉得了然无趣，最后原物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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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见，此时西方的钟表虽然流入宫廷，却极其稀罕之物。当历史的长河划开了清朝的序幕时，西方的钟表开始源源不断涌进清朝宫廷，而清朝皇帝对此也是"情有独钟"。德国人汤若望给顺治写了一篇《天体自鸣钟说略》，顺治赞叹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到了康熙时期，特意将西方钟和东方的日晷现场比试，最终西方钟的精准让现场人颇为赞叹。
到了雍正时期，已经将钟作为日常处理政务不可离开的工具，他还曾将自鸣表送给大红大紫的年羹尧。在谢恩的折子里，年羹尧表示"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的激动心情。雍正在折子上批示说："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遗憾的是他们的钟表还在摆动，二人的情谊随着局势变化却戛然而止。
"表哥"练成记
要论清朝帝王中对钟表最痴迷的，非乾隆莫属。据现存的乾隆进贡清单不完全统计，乾隆仅收到的进贡的各类钟表多达3000多件，是清朝不折不扣的"大表哥"。此前成立的清宫做钟处在乾隆时派上了大用场。
从乾隆登基的第一年（1736）年开始，即"做过自鸣钟百拾件"《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到了第二年时就已经到了"所造自鸣钟甚多，"、以至于"作坊窄小"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乾隆对于西方钟表的改进颇为用力，在他的带动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中国风"式的钟表，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还持续提出对钟表的制造提出具体意见，可知他对钟表的确喜欢，据说，现在故宫保留的钟表绝大部分都是乾隆时期的产物。
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文献中关于他对钟表的具体改造意见比比皆是，将这个本来是记录时间的冷工具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性格色彩。在选料上，乾隆追求高度精致，每一件作品甚至集合了当时所能购办的地方，如在铜镶金錾花荷花缸钟，錾花铜缸和奏乐的八音机器分别是广东和法国制造的。缸上镶的钟、荷花及坐在花欣赏的牙雕白猿、童子、西王母和控制荷花瓣开合的机械则是清宫做钟处制造的，这件事在当时可以说是乾隆个人爱好中最重视的一项，负责内务的臣下和西方钟表机械师对乾隆交办的改造钟表任务不敢草率一点。
乾隆六年的时候，负责做钟的官员将一个日久失修紫檀木架钟呈递到他的面前，听候乾隆处理意见。看了一会后，乾隆提出："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在制造期间，乾隆还不放心，并不断过问增加新的想法："莲花着做红铜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珐琅，配紫檀木座。"《活计档》
乾隆八年（1743），特意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一段时间后，承办的官员上报："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乾隆看后，在谕旨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这个完美主义者的心病在创造新的钟表艺术时，对过去的老钟表倒也颇为恋旧，有些派不上用场的钟表储存后，偶然想起，乾隆还要过问一下。有一次乾隆忽然想起库存的一个老钟，手下人回报说年久失修，钟穰也找不到了。最后乾隆又叫人将其改成另种造型，费工费料，也让乾隆废了很多心思，直到数月后，才弄成乾隆满意的样子。
直到晚年，持续改造钟表这一爱好依旧未能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乾隆追求钟表执着在艺术范畴而非实用。他将自己的一些不乏"浪漫"想法交给工匠，无疑在那个技艺落后的年代给工匠们增添了巨大难度和压力。对于乾隆这种随时都有各种"艺术想法"的人相当难于伺候，有的工匠呈递的作品不合格，难免被乾隆严厉申饬，甚至到了"不予开销"的地步。
与康熙追求钟表科学性，雍正追求钟表实用性不同，乾隆将钟表这种"玩意"当作不断变换玩法的各种艺术品。他曾在《咏自鸣钟》表达了这种抽象思维："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水火明非籍，秒分暗自迁。天工诚夺巧，时次以音传。"钟表来自大洋彼岸，作为帝国最高人，他多少通过这些东西产生了对西方的猜测和不解。比如会突然说钟表还是西方的新奇"有按时奏西洋乐者更为奇"的话，在这些"乾隆风"的带动下，一批批"中西合璧"的钟表不断被注入个人特色，同时这些钟表普遍附带活动如转花、变花、跑人、跑船、鸟音等不乏童趣好动的乾隆内心世界的折射。所以当时的一些西洋人都得出了乾隆之事迷恋奇巧技艺"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奇技，而非钟表"的结论。
乾隆时期做钟处的主要技术人员大多来自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之前，这些人都已经娴熟掌握了钟表技艺，有的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钟表机械师了。乾隆在这些人"奇技淫巧"的诱惑下，不断产生各种好奇和想法。当时的著名钟表机械师汪达洪曾表达了一种类似无聊的想法："我所以热心做那些修理钟表之类的活，也只是希望能对教会游泳。如果按我本人所愿，我宁可到教育新人教者或归化异教徒的地方去工作，可是上帝作了另一种安排。"这种无奈，表达了对乾隆如此痴迷毫无实际用处的钟表改造的无奈和不解，甚至蕴含了东西方文化上对艺术品"强硬嫁接"的无奈。随着乾隆的年迈和老去，数千件东西方"合璧"的钟表制造才告一段落，仿佛如同历史的时针也彻底停止。
他的儿子与他的性格爱好完全不同，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在上谕中发了一道颇有意味的一句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从此乾隆的宫中这些奇巧之物，逐渐淡出嘉庆的舞台，而那些乾隆醉心收藏的钟表不再记录时间停止了转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