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志杰

朱东润生前曾这样说：“我死后，只要人们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我于愿足矣。”不知道朱东润先生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但他一生创作了《张居正大传》《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杜甫叙论》《梅尧臣传》等多部传记文学，影响力至今不衰，誉称“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名副其实。

1951年初春，朱东润到齐鲁大学任教约半年时间，在济南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朱东润对济南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泉水赞美有加。

(相关资料图)

叶圣陶促成朱东润到齐大任教

朱东润是一位具有正统意识的传记文学家。据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讨论会时，批评陈寅恪名著《柳如是传》，认为把一个妓女出身的人描写成烈女般的正面人物，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致使出席会议的陈寅恪学生蒋天枢当即起身离席，使得整个讨论会气氛紧张。朱东润的这一举动，倒也符合他一生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所把握的根本脉络，即传记应当首先用以表彰仁人志士，弘扬正气。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张居正、陈子龙，还是杜甫、梅尧臣，无不以正面人物形象示人。世界观如此，文如其人，著作面目理所当然。

朱东润不仅为历史人物作传，还以钟爱一生的妻子邹莲舫为原型，创作了《李方舟传》。这本不到10万字的传记，以真挚感人的笔触，将自己与妻子近50年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写得既平平淡淡又肝胆相照，情真意切。写完妻子的传记后，朱东润开始谋划写一部自传，自1976年2月15日动笔写起，于同年12月6日完成，全书近40万字，不到10个月写就，平均每月写作4万字之多。朱东润在自序的结尾写道：那年是“我的第八十一个生日”，《朱东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共分十五章，其中在第十二章“六年流转”中，他用了比较简短、精练的文字，写了自己在齐鲁大学任教的一些情况。多数介绍朱东润这段经历的文章，采用了笼统不细的写法，几乎一笔带过，有的甚至造成明显误会。

那么，朱东润是通过什么渠道来齐鲁大学执教的呢？从《朱东润自传》可见，他是在征得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意见之后而成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与朱东润曾一起在迁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当时武大文学院派系林立，朱东润和叶圣陶都是后来者，无派无别，加上脾气、个性相投，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大学复原回籍，朱东润和叶圣陶也各自离开武汉大学，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朱东润先后在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等学校任教。

1950年秋天，朱东润一边在无锡作学术研究，一边等待校方新的工作安排，但是这一等就是大半年，无奈之下朱东润不得不在1951年春节前返回老家，一是与家人一起过年，再就是在等待中看看有无其他的工作机会。

说来也巧，当时过完年不久，北京文学出版社就来信约朱东润去做编辑工作。朱东润便去江南大学告辞，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到北京文学出版社后，出版社方面也非常欢迎，但是由于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在创办阶段，一切从零开始，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起居都无法保障，没有宿舍、食堂，办公室也没有固定下来。处于彷徨中的朱东润此时收到一封家信，附有一张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他就去找老同事叶圣陶商量此事。

朱东润到北京文学出版社工作，应是叶圣陶的主意，若要离开当然需要征求叶圣陶的意见。朱东润向叶圣陶说了自己的两难境地，留在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工作不容易做。转赴济南，又感觉与事理有悖，毕竟是北京文学出版社有约在先，齐鲁大学聘书在后。没想到叶圣陶听了朱东润的述说后，立即表态：“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

朱东润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个情况下，我摆脱了北京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北京逗留，径往济南。”

对济南风光赞美有加

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自1945年7月开始，齐大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南北迁址之中，先是在成都办学八年，复原济南以后，又远迁浙江杭州和福建福州办学,折腾之中齐鲁大学元气受到严重削弱。1948年济南解放后，齐鲁大学进入新的整合、编队阶段，尤其教师队伍亟需引进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发展，齐鲁大学进行大调整，使之能够更加切实服务于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朱东润说：“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本来是一座教会大学……以前我是不会去的，现在已经被中国人民政府接管了，所以就去了”。

对于济南这座城市，《朱东润自传》中说：“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城市……这时到处留着旧时代的痕迹。城墙还留着，但是因为曾经战事，弹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烂了，断砖零瓦，完全是战后风光。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那么清澈。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泉水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虽然经历漫长的战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但朱东润对济南这座城市的自然风光还是赞美有加。

与济南遭到战争重创一样，齐鲁大学在历经成都、杭州、福州三地多年的迁址办学之后，教学资源极度匮乏。实验室缺少试验设备，图书馆图书散落各地，尤其是文史类书籍，用朱东润的话说“实在少得可怜”，不但中文书少，外文书也不多。当时不仅齐鲁大学如此，后来朱东润转到上海沪江大学，所见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于是，朱东润得出“洋人不读洋书”的结论，他还不无调侃地说，这些教会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一口外国话是不错的，比中国人熟练得多，这是他们的特长，除此以外优点就不多了。齐鲁大学原来是由多个国家捐建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保留一定的教授名额，每所外国教授的宿舍都反映着各国的风格，外国教授宿舍区，成了各国建筑的样品展览馆。至于中国教授的宿舍，那就不同了，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

齐大撤销前选择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在改造中，齐鲁大学也正在经历着转变。在校长吴克明的带领下，为躲避战事而迁至福州的齐大医学院师生以及部分教学仪器设备，于1948年年底回到济南，随后吴克明去职，由英国人林仰山临时代理校长，1950年化学家杨德斋正式出任校长。

前排右三为朱东润

文学院院长是历史学家张维华，他同时兼任历史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是评论家田仲济。朱东润到齐大任教，就是以文学院院长张维华的名义邀请的，张维华本科毕业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历史学家洪业，曾跟随历史学家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后来回到母校任职。

田仲济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曾在济南第九中学任教，还曾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与臧克家在重庆编辑《东方文艺丛书》。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1950年调到齐鲁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

朱东润到齐鲁大学的时间比较短，又遇到学校处于调整之中，因此对于齐大的很多内部情况缺少认知。关于校长杨德斋，《朱东润自传》中写道：“这个大学的校长，我只见过一面。据说是学物理的(实际上杨德斋是学化学的)，他的专业成就我不曾领教过……而把他的岁月消磨于文网之中，实在是一种委屈。”杨德斋1900年生于山东胶南县，18岁到日本东京高等预备学校就读，1928年毕业于美国北加罗林大学研究院，获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齐大化学系主任、教授，齐大总务长、校长。齐鲁大学被撤销之后，杨德斋曾任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副院长，1972年逝世。

对于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的张维华，朱东润似乎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接的是文学院的聘书，院长张先生是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的，因此把我留在历史系，无论中文系主任田仲济怎样要我在中文系开课，张先生概不同意，因此我在工作中总感觉到左支右绌。”

诸事不顺，或者说朱东润新到一地有很多不习惯，致使出现认识上的偏差，这也正常。恰在此时，又因他的三篇文章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引起知识界轰动。中国科学院(当时尚未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在当年五六月份先后发表了五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朱东润身感疲惫，因而作沉默状，将争论拖延过去。

1951年6月初，文艺理论家徐中玉从上海写信给朱东润，约他一起担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抗战结束后被校长赵太侔聘为中文系教师，不久去了沪江大学任图书馆馆长。朱东润说：“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实在不是我的本愿，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临行的时候，校长一再挽留，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他的挽留与否，已经不成问题。”于是，这年秋天以后，朱东润离开齐鲁大学，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

1952年夏天，齐鲁大学解散，文学院历史系教师被分配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师则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张维华自此加盟山大历史系，并被誉为山大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同年秋天，朱东润加盟的沪江大学也被解散，中文系合并到了复旦大学，朱东润从此执教复旦大学中文系，直到198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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